好心借手机给雇主孩子“上网课”，却被骗走近12万元，如何维权？

基本案情：唐某系佟某雇佣的住家保姆。2025年7月11日，佟某12岁的女儿佟小某以“上网课”为由，向唐某借用手机。实际上，佟小某的真实目的是获取“免费赠送小卡”。因其系未成年人，无法通过相关平台验证，佟小某遂按对方指示，在唐某手机上下载了不明软件，并上传了唐某的身份证及银行卡信息。随后，唐某微信及银行卡内的119864元被电信诈骗分子转走。

事后，佟小某外出前以“手机正在更新”为由，要求唐某“半小时后再取手机”，延误了挂失报警的最佳时机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追回24550元，唐某实际损失95314元。

唐某认为，佟小某的行为侵害其财产权益，佟小某的父母佟某、徐某虽已离婚，但作为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，10月15日，唐某将二人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，请求赔偿损失95314元。

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，佟小某擅自使用唐某手机并下载不明软件，导致唐某资金损失，存在明显过错。佟某、徐某作为监护人，未能举证证明已尽到监护职责，应承担侵权责任。唐某出于信任将手机借给雇主孩子使用，但对个人信息及财产安全疏于管理，亦存在一定过错。综合考虑各方过错程度，2026年2月9日，一审法院判决唐某自行承担5%的责任，佟某、徐某承担95%的赔偿责任，即赔偿唐某90548元。

佟某、徐某不服，以“应遵循‘先刑后民’原则”“唐某过错责任更大”“后续转账与佟小某行为的关联性有待查证”等理由，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起上诉。

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本案虽涉及电信诈骗，但唐某主张的是佟小某的民事侵权责任，与刑事追赃分属不同法律关系，民事救济具有独立性，不以刑事追赃结果为前提；佟小某的侵权行为与唐某的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，后续转账系其侵权行为的自然延续；佟某、徐某作为监护人，未能举证证明已尽到监护职责，一审责任划分并无不当。6月3日，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法官说法：本案看似系电信诈骗，实则折射出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监管、监护人责任以及好意施惠行为背后的法律风险，对广大家庭和家政服务人员均具有警示意义。

监护人责任系法定责任，不因离婚而免除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，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。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，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。很多父母认为“孩子平时乖巧”“经常提醒不要乱点链接”即可免责，但法律要求的“尽到监护职责”须以实质性证据证明，例如手机设置青少年模式、限制使用时长、对网络行为进行实质性监管等。

本案中，佟小某能熟练操作社交平台、添加陌生人、下载境外软件，恰恰说明日常监管存在严重缺失。父母离婚亦非免责事由，监护权不因离婚而消灭，父母双方对外承担共同赔偿责任。

好意施惠不免除基本注意义务。唐某将手机借给雇主孩子上网课，法院认可其系“好意施惠”行为，但好意施惠虽不产生合同义务，施惠人仍负有对自身财产的基本安全注意义务。唐某手机内存有身份证、银行卡照片，未设置锁屏密码，借用时未了解具体用途，也未进行必要监督，客观上为侵权行为和后续诈骗提供了便利。法院判其承担5%的责任，并非否定其善意，而是基于法律要求每个人对自身财产安全负有基本注意义务。

“先刑后民”不能成为免责抗辩。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系不同法律评价体系。诈骗分子的刑事责任应依法追究，但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，监护人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即便诈骗分子尚未归案，也不影响民事责任的认定。刑事追赃回款可抵扣赔偿款，但不能成为拒绝赔偿的理由。本案中，公安机关已追回24550元，唐某就剩余损失提起民事诉讼，法院依法受理并作出裁判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12岁的孩子已具备基本风险辨别能力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十九条规定，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、追认；但是，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、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。12岁的佟小某，对“免费赠送”信息的可疑性、向陌生人提供他人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的危险性，应当具有基本判断能力，其不仅虚构理由骗取手机，上传信息后还编造“手机更新”谎言延误报警，表明其并非完全缺乏认知能力。

法官提醒：未成年人网络操作能力往往强于风险识别能力，监护人应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开启青少年模式、设置支付密码、定期检查手机使用记录、教育子女不轻信网络“免费”信息。“只给手机不给规矩”的监管缺位，终将导致法律责任的承担。同时，对于家政服务人员，面对雇主子女的借用请求，保持善意的同时应强化自我保护意识，手机内身份证、银行卡照片建议加密存储或及时删除；借用时问明用途、保持关注、限定使用范围。好意施惠值得肯定，但不应以牺牲自身财产安全为代价。

来源：中国法院网